在邲之战中，晋楚最高层斗勇斗智，各自决策层的分歧不断，再加上各方名嘴闪亮登场，纵横捭阖，风云四起，都为这场战略决战平添了几抹亮丽的色彩，更不说邲之战具有深厚的戏剧性和喜剧性。即使放在整个中国战争史中来衡量，邲之战也是一线名战，至少不应该被城濮之战比下去。

作为邲之战的失败者，看看晋国方面都有哪些人粉墨登场，就足以证明这场邲之战的含金量了。晋军高层配置是：

中军：荀林父为正、先縠为副，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

上军：士会为正、郤克为副，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

下军：赵朔为正、栾书为副，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

韩厥（韩献子）为司马。

从晋国的这份名单上可以看出，晋国最顶层的权力精英几乎倾巢而出，这些风流人物放在整个春秋史上来衡量也都是一等一的。有人说拍戏是大制作还是上制作，关键看出场演员，如果都是顶薪大腕出场，这就是大制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邲之战就是春秋战争史上罕见的大制作。

上一章讲了，晋楚邲之战的起因是公元前597年的春季，楚庄王熊侣亲提锐旅北上讨伐晋的同盟郑国。郑国夹在晋、楚之间，两头挨砖，受尽了夹板窝囊气。但总体来看，由于郑距离晋近，而离楚远，所以郑经常骑在晋国的墙头上观风景。

从地缘战略上看，郑正处在晋与楚的战略边缘地带，晋得郑，则晋可饮马汉江；楚得郑，则楚可饮马黄河，战略地位相当于南北朝时的徐州，极为重要。郑国倒戈晋国，就是楚国最大的威胁，而熊侣要北上争霸，就必须迈过郑国这道门槛。

郑国在军事上不是楚的对手，楚军仅用了三个月，就迫使郑襄公姬坚牵羊出降。郑国的投降，之于楚国的意义就相当于吴三桂以山海关投降清军，中原从此洞开。楚国以郑为战略跳板，随时可以杀过黄河北岸，这是晋国万万不能承受的巨大的战略代价。

对于楚国的战略野心和军事实力，晋国方面是心知肚明的，即使楚军不过黄河，仅在郑国驻军，就足以威胁到晋国的南线河防。为什么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饮马鸭绿江时，中国不得不出兵援救朝鲜，道理就在这里。

实际上，晋国并不是郑国降楚之后才决定出兵的，早在楚决定北上用兵于郑时，郑襄公就派人赴晋告急求救。晋国派出以荀林父为首的豪华阵容，战略目的也很清晰，就是将楚从郑国地盘上赶出去，帮助郑复国。

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晋军的行动似乎比较缓慢，等郑襄公苦撑了三个月降楚时，晋军居然没有丝毫动静。问题可能出在主帅荀林父身上，作为晋国头牌人物，他的战略大局观却经常出现短路。

比如在晋军得知郑已经降楚之后的前线军事会议上，荀林父居然动了撤军的心思，丝毫不顾及楚得郑后对于晋造成的战略威胁。他的理由是“姬坚投降了熊侣，我们还打个毛！不如等到楚从郑撤军后再尾袭楚军，必能得利”。

上军主帅、名将士会的脑袋也被驴踢了，非常认同荀林父的主张，随后摇头晃脑地说了一大通理由，无非是楚王熊侣得人心，善选贤才，百姓拥戴，人皆愿效死力，把熊侣吹上了天。

这两位大帅东拉西扯地找借口，看似理由充足，熊侣可不是善与之辈，谨慎行事自是兵家上道，但还是难逃怯战的嫌疑。分析起来，有两点原因是荀林父和士会没有考虑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