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来，科学和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于是，中国古代大作家当中，韩愈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一个，这就是因为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气质和精神状态上的庸俗性，总带有独断和专制主义的味道。

但是，解放以后，整理出版韩愈的各种选集和全集，又列入了国家文学出版社的计划；陈迩冬同志的这部《韩愈诗选》，就是二十年前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选注的。这是因为，解放以后，大家学了马克思主义，会用历史主义的眼光看问题，对韩愈这样的古代作家，既看到他的气质精神上的庸俗性、思想上的独断性和专制主义倾向，又看到他的博学高才，看到他在文学史上的巨大成就和贡献。然而，历史又毕竟不是直线的。这部《韩愈诗选》的成稿，在出版社一压就是二十年，现在才终于能够出版（不久以前出版的童第德先生选注的《韩愈文选》，也是二十年前就交了稿，出版时选注者已经逝世）。陈迩冬同志由于年龄和疾病的缘故，已经无力来写这篇序言，却把这副担子加到我肩上来了。

我对韩愈素来没有研究，陈迩冬同志并非不知道。他一定要我来写这篇序，是因为我们平日闲谈时，有一些相同或相近的看法。

我们都认为，唐诗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高峰，但极盛之后，正是难以为继之时，如果没有宋诗这一大变化，中国诗就会停滞，槁死。宋诗的总的成就，有人认为不亚于唐诗，有人认为不及唐诗。即使它不及唐诗，它也是发展，是生命，否则就是停滞和槁死。当问题是这二者必居其一的时候，发展和生命是第一义的，发展得高些还是低些，则是第二义的。谈中国诗史，唐诗以后，赞也要赞宋诗，骂也要骂宋诗，总之绕不开它；而元诗和明诗，基本上因袭唐诗，就完全可以略过不提。此中消息，值得深思。

我们都认为，杜甫于集大成之中，已经兼有继往和开来两个方面。韩愈正是专门把杜甫的开来的方面，更突出地加以发展。他实在是宋诗的先驱者，因此也就是在李杜之后的极盛难继的局面之下把中国诗继续推向前进的人。

我们都认为，韩愈并非孤立的一个。在他的周围，还有孟郊、贾岛、卢仝、张籍……这样一个诗人之群。这些诗人的境界和风格各不一样，成就也各有高低，但是，他们隐隐然有共同的东西，就是都在探索某种“不美之美”和“非诗之诗”；卢仝的怪异，张籍的古淡，以及通常所谓“郊寒岛瘦”，都是探索的结果。所以，韩愈的时代，就是唐诗自身在求变、求新、求否定自己，来为宋诗那个大变化开辟道路的时代，韩愈就是这个时代要求的完满的体现者。

我们都认为，诗人韩愈对后来者的影响和启发，应该得到充分的估计。李贺亲及韩门，受的影响最大。李贺诗中好用刮、轧、割、拗……这些动词，好以金、铜、玻璃、琥珀……这些坚硬沉重之物为喻，这是钱锺书先生指出过的。李贺还着力塑造“郎食鲤鱼尾，妾食猩猩唇”这一类的带有“蛮风”和“血丝”的美，有现成轻艳字面可用之处却偏偏换上词感庄重的字面，如“夫人飞入琼瑶台”，诸如此类，都是直接来自韩愈。李商隐又从李贺的路上稍稍转了一弯，把李贺惯用的“生色”换成调过的“熟色”，把李贺的大块镶嵌换成细丝刺绣；但是，他的《韩碑》一首，表明了他无论怎样转变，而不变的“坐标”还是韩愈。中晚唐这两个大诗人，可以说就是韩愈的一传再传弟子。到了宋代，欧阳修首先高举起韩愈的旗帜，诗和文都专学韩愈的“文从字顺”的一面。苏轼则被后代评论家称为“韩潮苏海”，说明他的诗和文都在铺陈排比这一点上与韩愈相通；特别是运用比喻来状物说理，纵横历乱，千变万化，更是把韩愈所开创的突破“形象思维”、进入历史的宏观和人生的探索之美发挥尽致。江西诗派奉为宗主的黄庭坚，在诗境上力探“不美之美”，在诗格上追求“非诗之诗”，都完全同韩愈一样，不过把韩愈的“雄奇”换成“清奇”，把韩愈的“粗砂大石”换成“紧筋硬骨”罢了。

我们都认为，任何发展过程，都是肯定和否定的过程，异化和同化的过程。就中国诗而论，从《诗经》《楚辞》到艾青、田间，始终是诗，越来越是诗，这就是不断的自体肯定。由风骚而汉魏，而六朝，而三唐，而两宋，而词曲，终于新诗代替了旧诗，这又是不断的自体否定。一方面，一代之诗，成就越高，对后世的影响越大，因袭模仿就越多，这是诗不断地化为“非诗”，必须清除这些“非诗”，发展才能继续，这就是不断地自体异化。另一方面，每一代之诗，都必须突破上一代的诗境诗风，把上一代尚被认为“不美”的东西变为“不美之美”，把上一代尚被认为“非诗”的东西变为“非诗之诗”，这才能不断扩张诗的国土，这就是不断异体同化。应该从这个规律的深度，来认识韩愈在中国诗史上承先启后的特殊地位，来体会苏轼的几句深有见地的话：“书之美者，莫如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自鲁公始。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

1982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