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经营中，不贪图过高的利润率，而是积少成多，这样的经商术被很多的商人所采用。司马迁说过：“贪买三元，廉买五元，”就是说贪厚利的商人只能获利%，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郁离子》上记载：有三个商人一起在市上做生意，经营同样的商品，其中一人降低自己商品的价格而卖，顾客都来买，一年时间就发了财，另两个商人不肯降价而售，在获利上远不及他。前面提到的山西商人乔氏在包头开“复”字商号，他经商的原则之一就是薄利多销，他的字号所用的斗秤，比市面上其他的商号所用的斗秤都要略让些给顾客，包头市民都愿意购买“复”字号的东西，生意越做越好。

炫人耳目，方便顾客

古代商人招揽顾客的方法很多，常见的做法有下列几种：一是装饰铺面。《燕京杂记》上说：“京师市店，素讲局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有的店铺高高挂起自己的招牌，到了晚上点上五光十色的纱笼灯，把街面照得如同白天一样，甚是吸引顾客。那时的商人已经懂得广告的作用，在他们的铺面前都放着或挂着自己经营商品的宣传字画。二是在店铺内张挂名人字画。《梦粱录》上说：汴京的许多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宋朝的苏东坡在海南儋县曾为一卖馓子的商人写过一首咏馓子诗，这位商人把这首诗张贴在店堂里，引来许多顾客，自此生意兴隆起来。三是搞一些文娱活动吸引顾客，比如一些茶肆、饭馆、小吃店等，安排有乐器演奏或戏曲演唱和说书的表演等。在服务方面也尽量周到，达到顾客的满意。宋朝京都杭州的面食店里，只要顾客一进店坐下，伙计立刻前来问顾客所需，顾客“百端呼索取复，或热，或冷，或温，或绝冷，精浇熬烧，呼客随意索唤”，伙计们“尽合诸客呼索指挥，不致错误”。伙计们对待顾客是十分恭敬的，顾客有求必应，不敢怠慢，因为稍有差错，“坐客白之店主，必致叱骂罚工，甚至逐之”。

以义待人，诚信兴利

古代商人非常讲究义字，这个义字主要是指生财有道，以正当、合法的手段去赚钱，决不要见利忘义。清道光年间徽州黟县有一位商人叫舒遵刚，他从小学习经商，精榷算，善权衡，而立之年就在商界站住脚根，创下了一份家业。他一有空闲，就去读《四书》、《五经》，每夜必熟诵之，句解字释。他读圣人之书，把义理用于经商之中，成为他经商中的一种道德标准，所以他这样说过：“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商业活动中做了许多见利而不忘义的事情，所以在黟县的志书上记载他“疏财仗义之事，指不胜屈”。

有名的山西商人也是以谨厚重义而著称的，史书记载说在山西商人的身上有一种“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他们经商虽以营利为目的，但没有丢掉道德信义这个前提，有一位叫王文显的大商人曾这样训诫他的儿子说：“夫商与士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自安而家肥富。”

相反地如果有人见利忘义、不择手段地赚不义之财，必然地要受到惩罚。《郁离子》上记载这样一则故事：越国商人虞孚去吴国卖漆，当时漆的行情看涨，本可望获得厚利，但他在漆中掺了假，被买主识破后，失去了信任，结果商品变了质，连本钱也赔进去了，后来他沦为乞丐，饿死在他乡。

流而通之，贸而迁之

要搞活商业，必须使资金和商品流动起来，古代商人深明其理。要使资金和货物得以流通，首先就是要求经商者了解“万货之情”，即掌握市场行情，什么时候需要什么货要做到心中有数，同时要做好准备，以防不虞。具体的说，作为商品要做到“务完物”，即贮藏的货物要完好，“腐败而食之货勿留”，即容易腐败的食物不要久留；作为资金要做到“无息币”，即不能把货币滞压在手中，“货币欲其行如流水”，即货币要像流水那样不停地流通。这样买卖就做活了。宋朝的沈括有更为具体的说明，他说万元资金倘不周转，“虽百岁故十万也”，假如贸而迁之，加快其周转，“则利百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