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修志，从顺治年间起就连续不辍。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和光绪各代，因编纂或续修一统志，朝廷曾多次下诏促令各省修志。雍正时还规定省府州县等志书，每年纂修一次。清代修山水寺庙以及园林胜迹的专志也很多，还修关津志、盐井志，乡村镇里场坊市里等志。自乾隆以后修志更加兴盛，其中尤以江浙两省为最著。清末，又新出现乡土志。

清代志书的体例，除传统的门目体、仿正史的纪传体以外，乾嘉时，章学诚又别创新路。他编《湖北通志》，将全书分为“通志”、“掌故”、“文征”和“丛谈”几大部，每部下又分细目，别具一格。嘉庆时，谢启昆主修《广西通志》，曾仔细比较历代志书长短得失，舍芜取精，手订章目篇，分别以典、表、略、录、传五大门类进行统率，被修志者奉为楷模。后来光绪时，缪荃孙等编《顺天府志》，也注意体例的创新。

清代著名志书，通志有谢启昆《广西通志》、阮元《浙江通志》和《广东通志》，李鸿章《畿辅通志》、曾国荃《山西通志》、袁大化《新疆大志》。府州县志有陆陇其《灵寿县志》、钱大昕《鄞县志》、余文仪《台湾府志》、戴东原《汾州府志》、章学诚《永清县志》、洪亮吉《淳化县志》和《泾县志》、李兆洛《凤台县志》、莫友芝《遵义府志》、李慈铭《绍兴府志》、缪荃孙《顺天府志》等。镇村志中，江苏甘泉县邵伯镇的《甘棠小志》、浙江吴兴县的《双林镇志》、山东阳谷县的《张秋镇志》和广东南海县的《佛山忠义乡志》等，亦均称佳制。还有一些私家撰述的名志，如师范的《滇系》、刘端临的《扬州图经》、刘楚祯的《宝应图经》、许实华的《海州文献录》、吴汝纶的《深州风土记》，都为人们所称颂。

与清代相比，民国时期方志的编纂，规模要小得多，体例多数亦沿袭旧志。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如注意记载农工商业的生产情况，和人们的生活面貌，还增加了各种统计图表等等。其中以陈训正、马瀛等纂修的《鄞县通志》体例最为完备。

综观中国方志发展的历史，及其所反映的内容，大致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地方性。除全国性的总志和一统志外，无论是省志，或府、州、县志，以及各种专志，无不都是记载一定的地域，反映该地的特点。二是连续性。早在唐代，封建国家就规定，各州郡按时向朝廷编送图经。到了明清以后，统治者更屡颁修志诏令，以将新情况、新资料不断地补充到新修的志书中去。江苏常熟县，在明代的年间，共修志次，几乎隔年重修一次；清代修了次，每隔年修一次。其他志书的编修，虽不如常熟县频繁，但也大多不止一二次。三是广泛性。唐宋以后，每部方志差不多都包括下述内容：如地理门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政治门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经济门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社会门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文献门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等等。在广泛的历史追述中，有不少在正史等史籍中所无法见到的资料。四是可靠性。由于地方志多根据当地档册、谱牒、传志、碑碣、笔记、信札等资料编写，其原则一般是“述而不作”，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资料的原始性。不少志书还搞了很多实地采访，所谓“以一乡人修一乡之书，其见闻确而论说较详”，显示了“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的优越性，故其可靠性和真实性也较某些史籍更大些。

中国历代编纂的方志，虽然数量庞大，但因各种缘故，损毁流失的情况十分严重。据统计，元代前，留有书名而亡佚的方志有两千多种。明代方志应不少于种，现存只千余种。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志书（不包括山水祠庙等专志），约多种，其中清代最多，共多种，万余卷；其次是明代和民国时期，各约有千种左右；宋元及宋以前，不过几十种。上述现存方志，从地区考察，超过种的有四川、浙江、河北、江苏、山东、河南等省；其次是江西、广东、山西、湖南、陕西，各超过四百种；安徽、福建、湖北超过种；修志时间较晚的一些边远省区，如宁夏、青海、西藏、内蒙古等，也各有几十种。志书的种类中，最多的是府州县志，有多种；以下是乡土志余种；乡村镇志多种；省志多种，等等。以上方志书，除分藏国内各图书馆外，在国外也有不少，亦有散存于私家的。

丛书

又称“丛刊”、“丛刻”、“汇刻书”，即汇辑多种零星单本而冠以总名，并赖此保存了许多容易散佚的古籍。丛书由唐代的类书演变而成。宋代朱胜非《绀珠集》和俞鼎孙《儒学警悟》、左圭《百川学海》开创丛书之体，故为丛书之祖。自宋丛书流行以后，沿及明代，除刊刻宋元丛书外，明人汇编丛书日繁。如何镗《汉魏丛书》一百种、程荣《汉魏丛书》种、商维濬《稗海》、李拭《历代小史》、姜南《蓉塘杂著》、佚名《说纂》、阳山顾氏《文房小说》、陈继儒《宝颜堂秘笈》、胡文焕《格致丛书》、钟人杰《唐宋丛书》等。

明代刊刻丛书可分两类：一为效法宋代左圭的《百川学海》；二为重编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说郛》。《百川学海》虽止百种，然首尾完善，多古人序跋，故明代有吴永《续百川学海》种、冯可宾《广百川学海》种；有效法《百川学海》，广集众说，蔚为一集；或容纳百家，或采取子史，搜奇骛博，阐微彰幽。如郑梓《明世学山》、高鸣凤《今献汇言》、王文禄《百陵学山》、吴琯《古今逸史》、周子义《子汇》、胡文焕《格致丛书》、周履靖《夷门广牍》、沈节甫《纪录汇编》、樊维城《盐邑志林》等书。《说郛》百卷，取经史传纪、百氏杂记之书，仅采录其中的精彩部分，凡千余家，共数万条，其原本久佚。景泰年间校刊《说郛》卷，已非陶氏原刊。清初陶珽所编卷本，尤非陶氏原本，错误较多。明末清初，江南书坊慑于陶氏之名，径取《说郛》旧版，裁取数种，分类重编。改易名目，如《锦囊小史》、《水边林下》、《群芳清玩》等书；甚至有托名时流，广立名目，取《说郛》旧版，另镌图画数页，置诸卷端，如托名陈继儒等《八公游戏丛读》、屠本畯《山林经济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