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修志从顺治年间起就连续不辍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和光绪各
清代修志,从顺治年间起就连续不辍。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和光绪各代,因编纂或续修一统志,朝廷曾多次下诏促令各省修志。雍正时还规定省府州县等志书,每年纂修一次。清代修山水寺庙以及园林胜迹的专志也很多,还修关津志、盐井志,乡村镇里场坊市里等志。自乾隆以后修志更加兴盛,其中尤以江浙两省为最著。清末,又新出现乡土志。
清代志书的体例,除传统的门目体、仿正史的纪传体以外,乾嘉时,章学诚又别创新路。他编《湖北通志》,将全书分为“通志”、“掌故”、“文征”和“丛谈”几大部,每部下又分细目,别具一格。嘉庆时,谢启昆主修《广西通志》,曾仔细比较历代志书长短得失,舍芜取精,手订章目篇,分别以典、表、略、录、传五大门类进行统率,被修志者奉为楷模。后来光绪时,缪荃孙等编《顺天府志》,也注意体例的创新。
清代著名志书,通志有谢启昆《广西通志》、阮元《浙江通志》和《广东通志》,李鸿章《畿辅通志》、曾国荃《山西通志》、袁大化《新疆大志》。府州县志有陆陇其《灵寿县志》、钱大昕《鄞县志》、余文仪《台湾府志》、戴东原《汾州府志》、章学诚《永清县志》、洪亮吉《淳化县志》和《泾县志》、李兆洛《凤台县志》、莫友芝《遵义府志》、李慈铭《绍兴府志》、缪荃孙《顺天府志》等。镇村志中,江苏甘泉县邵伯镇的《甘棠小志》、浙江吴兴县的《双林镇志》、山东阳谷县的《张秋镇志》和广东南海县的《佛山忠义乡志》等,亦均称佳制。还有一些私家撰述的名志,如师范的《滇系》、刘端临的《扬州图经》、刘楚祯的《宝应图经》、许实华的《海州文献录》、吴汝纶的《深州风土记》,都为人们所称颂。
与清代相比,民国时期方志的编纂,规模要小得多,体例多数亦沿袭旧志。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如注意记载农工商业的生产情况,和人们的生活面貌,还增加了各种统计图表等等。其中以陈训正、马瀛等纂修的《鄞县通志》体例最为完备。
综观中国方志发展的历史,及其所反映的内容,大致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地方性。除全国性的总志和一统志外,无论是省志,或府、州、县志,以及各种专志,无不都是记载一定的地域,反映该地的特点。二是连续性。早在唐代,封建国家就规定,各州郡按时向朝廷编送图经。到了明清以后,统治者更屡颁修志诏令,以将新情况、新资料不断地补充到新修的志书中去。江苏常熟县,在明代的年间,共修志次,几乎隔年重修一次;清代修了次,每隔年修一次。其他志书的编修,虽不如常熟县频繁,但也大多不止一二次。三是广泛性。唐宋以后,每部方志差不多都包括下述内容:如地理门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政治门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经济门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社会门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文献门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等等。在广泛的历史追述中,有不少在正史等史籍中所无法见到的资料。四是可靠性。由于地方志多根据当地档册、谱牒、传志、碑碣、笔记、信札等资料编写,其原则一般是“述而不作”,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资料的原始性。不少志书还搞了很多实地采访,所谓“以一乡人修一乡之书,其见闻确而论说较详”,显示了“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的优越性,故其可靠性和真实性也较某些史籍更大些。
中国历代编纂的方志,虽然数量庞大,但因各种缘故,损毁流失的情况十分严重。据统计,元代前,留有书名而亡佚的方志有两千多种。明代方志应不少于种,现存只千余种。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志书(不包括山水祠庙等专志),约多种,其中清代最多,共多种,万余卷;其次是明代和民国时期,各约有千种左右;宋元及宋以前,不过几十种。上述现存方志,从地区考察,超过种的有四川、浙江、河北、江苏、山东、河南等省;其次是江西、广东、山西、湖南、陕西,各超过四百种;安徽、福建、湖北超过种;修志时间较晚的一些边远省区,如宁夏、青海、西藏、内蒙古等,也各有几十种。志书的种类中,最多的是府州县志,有多种;以下是乡土志余种;乡村镇志多种;省志多种,等等。以上方志书,除分藏国内各图书馆外,在国外也有不少,亦有散存于私家的。
丛书
又称“丛刊”、“丛刻”、“汇刻书”,即汇辑多种零星单本而冠以总名,并赖此保存了许多容易散佚的古籍。丛书由唐代的类书演变而成。宋代朱胜非《绀珠集》和俞鼎孙《儒学警悟》、左圭《百川学海》开创丛书之体,故为丛书之祖。自宋丛书流行以后,沿及明代,除刊刻宋元丛书外,明人汇编丛书日繁。如何镗《汉魏丛书》一百种、程荣《汉魏丛书》种、商维濬《稗海》、李拭《历代小史》、姜南《蓉塘杂著》、佚名《说纂》、阳山顾氏《文房小说》、陈继儒《宝颜堂秘笈》、胡文焕《格致丛书》、钟人杰《唐宋丛书》等。
明代刊刻丛书可分两类:一为效法宋代左圭的《百川学海》;二为重编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说郛》。《百川学海》虽止百种,然首尾完善,多古人序跋,故明代有吴永《续百川学海》种、冯可宾《广百川学海》种;有效法《百川学海》,广集众说,蔚为一集;或容纳百家,或采取子史,搜奇骛博,阐微彰幽。如郑梓《明世学山》、高鸣凤《今献汇言》、王文禄《百陵学山》、吴琯《古今逸史》、周子义《子汇》、胡文焕《格致丛书》、周履靖《夷门广牍》、沈节甫《纪录汇编》、樊维城《盐邑志林》等书。《说郛》百卷,取经史传纪、百氏杂记之书,仅采录其中的精彩部分,凡千余家,共数万条,其原本久佚。景泰年间校刊《说郛》卷,已非陶氏原刊。清初陶珽所编卷本,尤非陶氏原本,错误较多。明末清初,江南书坊慑于陶氏之名,径取《说郛》旧版,裁取数种,分类重编。改易名目,如《锦囊小史》、《水边林下》、《群芳清玩》等书;甚至有托名时流,广立名目,取《说郛》旧版,另镌图画数页,置诸卷端,如托名陈继儒等《八公游戏丛读》、屠本畯《山林经济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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