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抵巇术使用之方法主要有两种“或抵而塞之”“或抵而得之”纵

关于抵巇术使用之方法。主要有两种：“或抵而塞之”，“或抵而得之”。纵横策士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使用抵巇之术时，须依据不同情况灵活对待。当一个国家或社会，在国家治理或社会管理过程中有漏洞，但还不能就此否定此社会政治的存在价值时，策士即须运用自己灵敏的社会政治洞察力，去发现这些漏洞，并用自己的智慧去帮助人主弥补这些漏洞，使社会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世道恢复太平，自己也因此得到国君赏识和重用，在政治上获得爵位的封赏，在经济上得到丰厚的回报，人生价值得以实现。此为“抵而塞之”之法。当一个国家或社会，面临深重的危机，政治昏暗，人心失散，漏洞百出而无法通过弥补缝隙的方法达到治理时，策士可把握时机，朝漏洞出击，使漏洞扩大而不可收拾，最后毁掉一个旧秩序，然后运用计谋策略，建立一个新秩序。此为“抵而得之”之法。运用抵巇之法时，也应根据时代要求灵活运用，只有如此，才可无往而不胜。

本篇所说观点，说明《鬼谷子》只可能产生于春秋战国的时代环境中。因为只有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作为有能力的臣子取代无能的君主的事件才经常发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中说“弑君三十二，亡国五十一”，《汉书·刘向传》也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都是说春秋时期，臣下犯上杀掉君主的有三十多例。如晋献公死后，遗言立骊姬的儿子奚齐为国君，但晋国大臣里克杀了奚齐。晋国顾命大臣荀息立奚齐的弟弟悼子为晋国国君，后又被里克所杀。后来晋国的韩、赵、魏三个家族分裂了晋国，成为三个独立的国家。齐国的大臣田成子取代了姜齐而建立了田齐。再如孟子就评价武王伐纣，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抵巇》篇所说的“抵而得之”，与孟子思想是相通的。另，托名姜太公的《六韬》，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六韬·武韬·发启》篇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天下是公器，属于天下的所有人。本篇所阐述的“抵而得之”思想，就是“分肉之心”的具体表现，这在秦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后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鬼谷子》产生于春秋战国的时代语境中是没有疑问的。

当然，鬼谷子比孟子思想具有更加民主的内涵。《孟子·万章下》记载齐宣王问“贵族之卿”，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结果“王勃然变乎色”。齐宣王又问“异姓之卿”。孟子回答说：“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说只要这个君主“谏而不听”，同姓贵族可以取代君主而自立，而“异姓”大臣，则只能离去，不可取代。孟子主张的臣取代君，还是限于同姓贵族之间，异姓之臣则不可以。这是受儒家思想约束的。自西周宗法制以来，中国一直实行是家天下的制度。《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一家，国王就是这个大家庭的主人。同姓贵族取代君主，实际上还是一个家族内部的事。鬼谷子则肯定异姓之臣也可取代君主，所以比孟子具有更彻底的民主思想，这与宗法制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而与近代以来人们的认识有惊人的相似。这也是《鬼谷子》现代价值的一个方面。

物有自然，事有合离。有近而不可见，有远而可知。近而不可见者，不察其辞也；远而可知者，反往以验来也。巇者，罅也。罅者，也；者，成大隙也。巇始有眹，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巇之理也。

物有自然，事有合离：意谓人事合离像物自然而生一样，非人力之所能为。陶弘景注：“此言合离者，乃自然之理。”李善《文选注》引云：“鬼谷子曰：物有自然。”即出于此。自然，非人为的，天然。

有近而不可见，有远而可知：意谓若不知物之自然属性，不明社会事件之分合规律，则发生在身边之事，也认识不了；反之，若把握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远处之事物也能一目了然。

“近而不可见者”四句：陶弘景注：“察辞观行则近情可见，反往验来则远事可知。古犹今也。故反考往古则可验来今，故曰反往以验来也。”反，同“返”。来，未来。

罅（xià）：裂缝，空隙。此处指小的缝隙。

“罅者”四句：按，此言事物之发展趋势皆由小到大，若处理不善，则将崩毁。陶弘景注：“隙大则崩毁将至，故宜有以抵之也。”（jiàn），山与山之间的缝隙。此处指中等缝隙。